沁县花卉(长治有哪些名胜古迹)

潞安府城隍庙 在长治市东大街北隅。主要建筑城隍殿为元代遗构。其余均为明清建筑。各殿顶上皆以五彩琉璃装饰，釉色绚丽。

上党门 在长治市内西南隅。是古上党郡署的大门。上党门建于隋开皇年间（581-600）。金代毁于兵火，现存上党门和左侧钟楼为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重建。是一地方衙署中富有民族风格的门廷式古建筑。游人登楼眺望，长治城廓尽入眼帘。

观音堂 在长治市西南郊5公里梁家庄。古柏廷拔，殿堂玲珑。明万历十年（1582年）创建，至今完好。殿内塑像满布，或设在坛上，或悬于半空，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像居中，周围十八罗汉环绕，两侧雕二十四诸天，神态各异。上部为十二圆觉菩萨，分别驾麒麟、狮、象等兽，造形秀美，姿态娴静。再上悬有天宫楼阁、西方圣境，前面还有四大天王、护法金刚、帝释、供养人等，共400余尊，并附以龛阁装修，金碧辉煌。

丈八寺塔 在长治市区东南13公里荫城镇桑梓村。丈八寺规模较小，平面布局为唐代形制。塔在院内西南角，为唐代建造，平面方形，通高约30米。塔身共9层，塔内为一正方形空筒，各层皆设木制楼板。

崇教寺 在长治市区北10公里马厂乡故驿村。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太宗降旨修建殿宇50间，造佛像15躯。后寺院逐渐残坏。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本村人士修殿宇3间、东廊房5间。乾隆三年（1738年）又予重修，并造今存之碑。寺内有宋建大殿。

任环墓 在长治市城区。

神农庙 在长治市郊区。

滴古寺寒泉 在长治市郊区滴谷寺村。

新石器璧头遗址 在长治市郊区梁家庄。

潞城市

原起寺 在潞城市区东北22公里的凤凰山巅。始建于唐天宝六载（747年）。院前竖有八角青石经幢一座，刻陀罗尼经及建幢建寺的铭记。殿西矗立北宋建造的大圣宝塔（俗称青龙宝塔），巍峨凌云。塔身八角七级，高17米，层层雕飞檐斗拱，形状各异。塔顶安装8个铁人，闪闪发光。殿前4根方形石柱撑起一间香亭。登寺远眺，群山环抱。

潞子婴儿墓 在潞城市西流乡潞河村。

北魏摩崖造像遗迹 在潞城市城关东南10公里黄池村。

长治县

龙泉寺 在长治县城南2公里南王庄村。传说始建于唐代，有造像碑为证。应是金重建；元、明、清多次重修，始成现状。寺宇规模不大。殿内两山墙上各嵌石造像碑一块，完好无损，上雕佛像一组，佛像结跏趺坐，两侧为阿难迦叶二弟子和二胁侍菩萨，共5尊，面形丰满，线条柔丽，极富唐风。寺外西北角有元至正年间（1341-1370）比丘尼首坐塔，平面方形，高2.3米，上刻佛像、序文和陀罗尼神咒，造形秀美，雕工精致。

洪福寺 在长治县城南10公里李坊村。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始建。其中眼光殿和罗汉殿为宋金遗构，余皆后人重建。梁枋、斗拱和拱眼壁上彩绘精致，色泽纯朴浑厚，可谓佳作。

法云寺 在长治县城南12公里西八义村内。创建于唐，宋、元、明各代均经重修。现存前殿为宋代遗构；后殿明代重修，尚保存元代风格；其余厢房配殿等皆为明代重建。

玉皇观 在长治县城南20公里南宋村。是一座规模较大的道观。创建年代不详，元、明、清皆有修葺。布局灵活，体形富于变化。其中五凤楼和西配殿是元代遗构，其余皆为明清重建。五凤楼建造最佳。楼顶琉璃脊兽完好无损，龙、凤、人物、花卉等皆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作品，制作精细，色泽鲜艳，是我国琉璃构件中的佳作。

正觉寺 在长治县城西北10公里看寺村。俗称大寺。寺名取佛经中“登上正觉彼岸”之意。东接太行山，西临漳河水，古柏参天，殿宇巍峨。寺始建于唐大和年间（827-835），宋、元、明都有修葺。梁架规整，结构简洁合理，为现存宋代木构建筑中所少见。

晋东南早期宋金建筑，如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高平游仙寺大雄宝殿、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大殿、晋城玉皇庙成汤殿、晋城青莲寺大雄宝殿、陵川南吉祥寺中殿、陵川北吉祥寺前殿、泽州冶底岱庙天齐殿、沁县普照寺大雄宝殿、壶关三嵕庙正殿、武乡大云寺正殿等，其平面皆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并在殿中央设置佛(神)台，四周或三面绕台祭拜。晋东南明清建筑的平面多为长宽比为2/1的长方形，在主殿前方筑有专用于祭拜的献殿或献亭。

泽州大阳汤帝庙成汤殿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总宽 19.61 米，南北总深 12.99米。该殿用做间隔内外的装修设置于前槽金柱之间，将殿内区界为前部宽敞的祭拜场所与后部略狭的神居之“屋”，两个功能不同的空间，并在前檐设有用于安放焚币炉和香鼎的月台，而殿内供神之龛于祭拜之所截然分离，也改变了佛(神)台居于殿中央，四周或三面绕台祭拜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可以看作是祭拜场地由殿内而移至殿外(献殿或献亭)的一个过渡演变阶段。

台明仅砌于前檐，两山及后檐无突出墙体外的台明之制，檐墙直接由自然地坪上砌。前檐台明用黄砂岩质地的条石两层砌成，立面直纹錾道为一寸两錾或一寸三錾，较为随意；压沿石长2.45～3.15米，宽0.48米，厚0.25米；无论其规格尺度还是其立面处理方式较明清建筑中的压沿石或阶条石显示为一种厚实、粗犷、朴素的风格。

古建中的台基台明，属于基础以上、柱网檐墙以下的一个独立构造层，重要建筑的台基砌成单层或数层须弥座式，甚至于高台式；其他建筑也多设台明。墙体与台明(帮)分别有其独立的基础，而该殿两山及后檐无突出墙体外的台明之制，檐墙直接由自然地坪上砌，其中后墙下设有利于条砖墙身防潮防碱的条石墙基。墙体的这种处理方法，主要是为了在不减小殿内空间的前提下，增厚墙体以利于其承重(以墙代柱)；该殿后墙既是该殿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兼起封护庙宇的围墙功能，虽然没有像其他地域建筑那样程式化的台明，但是也正是经济实用的充分体现。在整体上给人以敦厚、整齐、稳重的感觉。 前檐明间平柱为木质圆形，柱身略有收分，柱头没有卷刹。柱底直径58.5厘米，柱身高288 厘米，直径与高度之比约为1：5；柱高与开间之比约合1：3 ；柱头向明间侧角1.5厘米，向后檐方向侧角3.5厘米。柱脚凿设的十字撬通风口毫不掩饰地显露于外而显其拙，正因为这样处理才使历经沧桑的柱脚至今仍未腐朽，这便是它巧的一面。

前槽明间金柱的开间(6.9米)较前檐明柱的开间内收1.31米，金柱柱中不在任何梁缝轴线，与前檐相较可称为移柱造。通过对各间檐额内额的长度与直径的比照分析，可否认为这种移柱造是因材料所限，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处理。露明木柱的础石为黄砂岩质地的方形素平造，不加任何诸如覆莲、覆盆等雕刻修饰。

三排柱头之上均设置蝉肚形与双向斜抹的大型榻头木扶承檐额、内额，所用额枋全为自然弯材去皮后略加砍锛直接使用(前檐东西两次间檐额较为规整平直，断面40厘米×47厘米，底面宽20厘米，长574厘米，出头部位于梁身底部刻凿有斗拱拱枋的榫卯两个,由额身风格与出头拱枋榫卯遗存等分析，这两根檐额应为他处横梁拆移而用,即古代建筑“屡次”维修中拆旧盖新的实例)。前檐明间檐额跨度最长，故以其为例加以说明：其净跨间距8.1米，额身断面最大直径73厘米，额身长度与其截面直径之比约为11：1；檐额为自然弯材，中部较两端凸起呈弓背状，弯挠度最大值为15厘米，弯材弓背向上而用，符合木材受力原理(弯材弓背向下使用，一旦中部受力，易发生二次下垂现象)。该檐额使用至今已越六百余载，通过实地详细观察，并未发现任何因自身受力问题而导致的开裂折断，足以说明这种材质(俗称家槐)及用材比例已完全满足了作为单层建筑主要承载构件的荷重需求。

明间檐柱高度偏低，其上檐额硕大，人站在额下仿佛伸手可触，但由于檐额中段向上凸起，形成了一种类似“拱券门洞”的视觉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间感观上的压抑，也不乏是一种巧思与巧合。

自然弯材制成的檐额与略显粗矮的檐柱及大型榻头木，就单体构件而言，缺乏一些细致规整的处理手法，但正因如此，三者的和谐组合使其立面呈现出粗狂、凝重、古拙的独特风格。 该殿进深八椽，梁架置于由三排柱额与后檐墙组成的纵向构造层之上，由脊部划分，计前坡三椽，后坡长五椽，形成了后坡长于前坡的屋架。前檐檐柱与前槽金柱间设四椽栿，前槽金柱与后檐墙间，通过后槽内额的传递施阶梯状分布的乳栿梁各一道。梁架结构较为简练，所用构件多为自然弯材制成，断面近圆形，在细部造型上也毫无刻意追求美观而进行的细腻处理。

后坡长于前坡二椽的屋架在《法式》上未见详载，与同地域同期同类建筑相较也不多见(明清建筑前出廊屋架多为前坡长于后坡)，这种构造方法，一不拘泥于《法式》规定，二也未受时代建筑程式化的限制。成汤殿运用这种屋架结构方式的意图主要是，需将殿内空间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保证供神的后部使用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展前部祭拜空间，以满足在殿内举行诸如“佾舞”等祭祀活动的举行，从而将后坡加长；如果加长前坡便会使本非高大的檐口相对于屋顶高度变得更加低矮，作为大殿的庄重肃穆也便无从谈起了；而加长后坡既解决了上述问题，又使后部供神空间变得深邃、幽暗，反而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

在四椽栿及后槽乳栿梁的背部，于上下平槫轴线位置，分别立设瓜柱与驼墩，其间用搭牵梁各一根连构，瓜柱上部施平梁，平梁上竖蜀柱，以短替直接承托脊槫。后槽明次间因后槽内额弓弯挠度较大，后槽内额至后檐墙间的梁栿构架也不相同，明间仅施搭牵梁一根，其前端搭压在内额上，后尾置于断面为长方形的柱子之上，柱子与后檐墙间无梁栿之构(其间天花板为近年新置)，檐槫直接由后檐墙承托；而次间由后槽内额至后檐墙间设乳栿梁一根，其首尾分别结构于内额上、檐墙内。后槽至后檐墙间的两种不同构造充分体现了因材而构的灵活性。

各缝槫材在对接处仅施替木一道，直接由梁栿头部或垫墩支托，梁架结点处于瓜柱的柱脚及柱头，没有层层叠设的襻间枋、栌斗、捧节令拱、合■、丁华抹亥拱与托脚等之设，用作纵向连构梁缝及瓜柱的单材枋的形制也趋于简单自然，不似明清建筑那样规整，也非宋金时期的圈梁构造。综观该殿梁架构造虽然没有以上所述的构件，通过各缝梁栿直接承托各架槫材即可，由使用功能上讲，已经满足了受力的需要，梁架构造趋于简练自然。 该殿斗拱仅置于前檐檐额上，总计十五朵，以梁架开间区分，计每间补间铺作各一朵。柱头斗拱五铺作双昂计心造，蚂蚱形耍头。里转令拱上承罗汉枋一道，第二跳为偷心造，耍头里转制成榻头，通过里转二跳华拱上的散斗隔承，托于四椽栿底皮。

补间铺作的二跳昂为真昂造，其后尾制成挑斡，尾部通过垫墩、大斗、替木等扶承于各间下平槫中段。由于头昂为假昂，其里转为华拱；二昂为斜向上挑的真昂，在断面上二者之间的三角形空隙设置了作为嵌塞支垫的华头子(里转为单抄)、耍头、鞾楔，里转二挑拱上施异型拱与耍头十字相交。上下昂身之间的这些构件的设置加大了起着杠杆功能的真昂下的支点的长度与力度，结构趋于严谨。

补间斗拱外檐的形制也有所变化，即明间与东西两梢间在正出昂身的两侧又加施了斜拱、斜耍头。十五朵斗拱的栌斗也由正角栌斗与平面为圆形、立面刻做八瓣的讹角栌斗更替使用。以上斜拱与讹角栌斗的运用，及外转横拱端部斜抹的做法均可看作是金代斗拱手法的沿袭。

该殿斗拱用材的单材宽9厘米、高16.5厘米，足材宽10.5厘米、高23厘米。晋东南宋金时期斗拱的材宽大多在11.5～15厘米之间，明代8～10厘米，清代斗口多为6.5～9厘米，所以由材宽角度分析也能反映金至明的过渡阶段。斗拱出跳与拱长亦不受《法式》所限，其中第一挑为31厘米，出挑数值如按足材的材宽计算近于三份，第二挑28厘米，小于《法式》规定的三份。泥道拱长72.5厘米，泥道慢拱长115厘米，瓜子拱长78.5厘米，瓜子慢拱长107.5厘米，令拱长90.5厘米，均大于《法式》规定的62、72、92份值。

斗拱总高1.14米，檐柱的高度为2.88米，二者之比约合40：100，虽然比值近于早期建筑的比例关系，但是此种比值的出现主要是由檐柱的高度相对较低造成的，实质从斗拱的自身高度来讲，已远远小于早期斗拱的总高了。至于昂嘴形式，既非批竹式，也非昂嘴平圆的琴面式，已向着明代的形制过渡了。 内额立面自西而东由黑、白、青、棕四条四色直线绘成的“箍头”将内额总长区界为十五个长方形“包袱”，其内彩画主题内容及风格基本分做两种。(1)：两边“箍头”内上下绘云托子一道；再内以青色为地，绘高足花瓶、果篮各一只。花瓶白色，边缘饰以黑、红线条，其形制分三足鼎炉式、鼓腹形与菱形筒三种形式；果篮棕**，边缘亦饰以黑、红线条，分别置于双弧交织成的篮架与宝盒上方。瓶内满插牡丹、芍药等多种花卉，篮内叠盛蟠桃、石榴等各样果品，花瓶与果篮旁侧分置书卷与如意等。(2)：“箍头”之内以黑白相间的万字纹绘出“包袱”外边沿线，“包袱”内中央绘“盒子”一个，其两侧云中翔凤各一只。坐中“盒子”立面由两层八条弧线组成的椭圆为轮廓，双线之间随弧饰云头，其间绘制山水、松石与神仙人物。每组“盒子”内山水人物构图以高山流水、苍松翠柏为背景，以长幼二人求学问道为主题；长者，或纶巾或插簪，或葛布直裰或锦袍风帽，或执扇或倚杖，或卧虬松或坐奇石，其状悠然自得；幼者，或总角或垂髫，或负经或躬身，神态恭敬；长幼两人一问一答，举手投足，形态逼真，观其形若闻其声，睹其景若临其境。

以上两种图案由西而东交替使用，在其细部又以花草或丹顶鹤代替凤凰，花瓶、果篮内花卉果实也不尽相同，使构图赋予了变化。此彩画绘制年代在画上及庙内碑碣并无记载；依据画中人物衣饰，图案构图方式和绘制手法，并结合晋东南其他彩画进行分析，推测其应为与主体建筑同一时期的遗物。此彩画的绘制方法及布局突破了一般程式化规定的类型，体现出了鲜明浓郁的地方风情和不拘一格的古雅趣味。 成汤殿屋顶为筒板布瓦覆盖，在檐口排山均以绿琉璃勾滴剪边，前后坡屋面绿琉璃方心三个。正、垂脊除大吻、吞口为孔雀蓝琉璃质地外，全部为绿琉璃手工捏花制品。琉璃瓦件与琉璃脊、兽的运用，突出了主殿在整个建筑群中的等级，同时也赋予其应有的装饰效果。屋面翼角斜立的傧伽，垂脊尾部的挂尖吞口，垂兽、大吻下部由二枚、五枚勾头组成吻、兽座，这些处理方法都具有鲜明的晋东南地方色彩。

该殿屋顶还采用了“生起”做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因单体建筑通面宽大，瓦顶平阔，而产生的屋面(脊)两端向下垂弯的视觉差异问题。 成汤殿屋檐总宽度近21米，明间梁架至角部梁架渐次生起，总计21厘米(约合宋尺6.56寸)，生起值大于《法式》规定的“七间生高六寸”之制，其中的0.56寸可以看作是“随意加减”的尺寸。各缝槫枋、屋面、屋脊随梁架而渐次生起，形成一条两端微翘的弧线，但由于殿宇狭宽，在立面上恰好展示出一种平缓舒扩的风格。上述处理方法充分考虑了人的视觉与建筑立面的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泽州大阳汤帝庙成汤殿的后坡较前坡狭长，而前檐立面给人以平阔中略显压抑的感觉，无论构架形式还是用材形制都显现出自然、质朴、洒脱的风格，其中在空间使用上截然分成前部宽敞的祭祀场所与后部封闭的“神居之屋”，这种古拙的建筑形制与灵活的布局，又恰与上古时期的“堂室”结构达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默契，也不乏是一种建筑思路上的巧合。